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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子師范話景旸

來源: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2017年03月30日  閱:  字體:

    知書達理、清正廉潔、士風浩蕩,是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標準寫照。他們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所肩負的社會責任,不為五斗米折腰,不向權貴低頭。在明代就有這樣一位士子景旸,不為權勢和利益裹挾,堅守道德操守高地, 恪守清廉為官底線,被譽為“士子師范”。

  景旸(1476-1524年),儀真(今江蘇儀征)人,字伯時,號前溪。弘治十一年,景旸考中鄉試舉人;正德三年,會試考中第三十四名,殿試奪得第二名,授翰林編修。景旸從小就聰明過人,寫得一手好文章,與蔣山卿、趙鶴、朱應登,并稱江北四才子。明朝弘治年間的三君子之一的劉大夏讀了他寫的文章后稱贊驚呼“此國器也”,也就是說他今后一定能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

  景旸從不以巧言令色取悅于人,不隨波逐流,不患得患失,始終保持起碼的士子本色,在當時物欲橫流的官場中不失為一股清流。他在京城當官時正值太監劉瑾專權,搜刮錢財,專擅朝政,鎮壓異己,斥逐廷臣,可謂飛揚跋扈,不可一世。朝中大小官吏見到劉瑾都畢恭畢敬,連大氣都不敢喘,只有景旸等少數幾位翰林大義凜然,剛直不阿不去依附。景旸對自己要求嚴格,曾寫了一篇名為《自罰》的文章,深刻地檢討自己。“雖職天子近侍,在重彩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啟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而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于心能自寧乎?”正是景旸這樣的一批人不媚俗,不畏權勢,守衛住為官底線,就連劉瑾也“見旸儀度端整,甚禮重之”。

  景旸為官清廉簡樸,做事嚴謹細致。在任經筵講官時,專門負責為皇帝講解經義。每次進講,他必“越宿齋沐,覬有所感悟。”認真做好講解準備,努力做到把經義講透徹。甲戌年(1514年)會試,景旸做同考官(協助主考官閱卷),他非常敬業,幾夜都不睡覺,唯恐耽誤了國家取士的大事,耽誤優秀舉子的前程。史載這一科“去取精當,故多得人”。稍后,景旸升任國子監司業,與六館諸生講說學問,無論嚴寒酷暑,絕無松懈。正德十一年(1516年),景旸出任北京國子監司業,北京國子監始建于元朝大德十年(1306年),是我國元明清三代國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機關和國家設立的最高學府。雖為國子監司業,每次升監,他都騎一頭瘦弱不堪的牛,旁人看見都覺得很難堪,可景旸卻絲毫不在意。時任內閣首輔的梁儲(1451-1527年)對他評價很高,說:“成均士子師范,非君不可。”意思是說你是國子監這些讀書人的楷模,這個評價應該說是非常之高。士子本身一方面“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另一方面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本身就難能可貴,而景旸又是這些人中的杰出分子。

  這里不得不提“景旸退米”的典故:當時南方士子為考取功名競相奔走,尋找捷徑。景旸凡遇請托,一概謝絕,士風得到糾正。但景旸對于上門求學的人從不拒絕,每每耐心講解,寒暑不輟。負責典簿的官員,見他清貧,在給他送俸祿時,私下里多給了他一些祿米。景旸得知后,全部歸還,并訓斥典簿官說:“我雖貧困,但你也不能敗壞我的名聲啊。”典簿十分羞愧地走了。

  士子師范的景旸,在生活中也可謂要求嚴格,十分簡約至孝,講究誠信。他穿著如同布衣百姓一般,吃飯時用小碗盛一點鹽,食菜時蘸少許以改善口味,旁觀者無不唏噓,而他視若不見,怡然自得。景旸對母親十分孝順,母親雙目失明后,他不辭辛苦用心四處尋找藥方為母親治病,每天早晚堅持為母親祈禱,忽然一日,母親雙目炯然一片光明。人們都說這是景旸的至孝之心感動了上天的結果。他為人講誠信,一諾千金。他有個姐姐,早年守寡,景旸待她如母親一般照料,為姐姐的子女操辦婚嫁,聘禮嫁妝都按禮數悉數齊備。

  景旸一生秉持著優秀的道德品質、高尚的家國情懷、自強不息的社會擔當,成為“士子師范”,終得留名千古。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飽經憂患、歷盡劫難而綿延不絕地發展壯大,其中這種家國情懷和士子精神,一直在起著身體脊梁的支撐作用,永遠值得我們去學習、去繼承,去弘揚。(殷勇)

 

 

作者:廉政酒泉 責任編輯:廉政酒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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